尽管自 1918 年以后配资安全配资门户，JFC富勒便不断发表关于机械化问题的文章与演讲，但直到 1920 年代末期，他才开始以更精确、更系统的方式整理自己的论点。
他的主张之所以引起争议，不仅在于其内容本身，更在于他那种缺乏技巧、近乎教条的表达方式。
本文无意评估富勒思想在英国或外国军队中的影响程度或性质，而是专注于分析支撑其未来战争构想的思想体系。
为此，讨论将集中于三个问题：
第一，必须在富勒的军事哲学框架下，考察他机械化理论的重要性。
第二，比较富勒在机械化问题上的思考与利德尔·哈特之间的差异。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因利德尔·哈特本人对机械化史的叙述而变得模糊不清。而这种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者的判断，往往对富勒不利。
第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经验来看，富勒的预言究竟经得起多少检验？
正文
富勒对机械化问题的重视，主要得益于他在 1927 年辞去“提德沃斯实验旅”（Experimental Brigade）旅长职务后，所获得的一系列轻松职务所提供的闲暇时间。该旅是英国陆军首次系统性尝试，在实地演练中研究机械化战术的部队。
此后，富勒再未获机会去实践自己的理念，只能专注于理论研究。1928 年，他任第二师的一级参谋军官（GSO 1），驻卡特里克。1929 年任威斯巴登某旅的旅长；1930 年以少将军衔转入半薪状态。
在此阶段，富勒的声誉颇具两极化。许多军官承认他才华横溢，也有不少人视他为不可靠的怪人。
比如1929 年，欧内斯特·斯温顿少将曾评价道：“富勒是个十足的傻瓜，简直像个滑稽演员。”保守派军官普遍对他的傲慢与夸张言辞深感不满。
（帝林：注意，上面的斯温顿就是主张英军发展坦克的人，也是我前面所发文章《达弗斯渡口防御》的作者）
蒙哥马利-马辛伯德将军认为，富勒对自己及其战争知识的自负程度简直到了过度的地步。随着他与高层日益疏远，富勒的著作开始着重影响初级军官的思维。
1928 年，富勒出版论文集《未来战争论》。两年后，他在威斯巴登为部下讲授《野战勤务条例》简称 FSR，阐述武器技术变化对战术的影响。这些讲稿于 1931 年出版，题为《〈野战勤务条例〉第二部讲义》。
富勒认为，还应有一本类似的著作，“探讨新式兵器在各种可能使用情境下的假想战术……以往总是武器领先于战术，结果造成兵力运用上的极大浪费”。
这一研究最终发展为，富勒军事思想的里程碑之作，即野战勤务条例的第三部讲义。与前作相似，该书最初也为一系列讲稿，虽未正式发表，但于 1933 年付梓出版。
这些著作中阐述的机械化战争理论，可以视为富勒成熟军事哲学的逻辑结晶。但限于篇幅，这里仅作简要概述。
富勒思想的基石，是他所谓的军事发展的法则。这一法则部分借鉴达尔文的进化论，主张军队必须不断适应其所处环境的变化，否则将失去作战适应性。武器之所以改变，是因为文明在变化。
因此，他写道：“既然当今时代主要是机械化的，那么当代的军队也必然呈现出相应的机械化特征，因为军事组织总是追随民用组织的发展。”
以此为基础，富勒推演出武器对战争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因为“战斗是意志与本能的产物”、“意志驱使人接近敌人并摧毁之、本能则促使人远离敌人以免自身被毁。”
因此，一切武器发展的核心可归结为“剑与盾”。进攻与防御的辩证统一；而一切统帅艺术的基础，则在于“以果敢为锋，以谨慎为盾”。
因此，防御与进攻的关系，就如拳击手的左臂，之于右臂一般紧密。富勒认为，进攻与防御之间的这种密切互动，是战术中唯一不变的常数。
他进一步指出：“每一次武器性能的改进（无论人们是否自觉）都是通过增加一方的威力以减少另一方的恐惧与危险；因此，每一次武器的进步终将引发对方的对策，使先前的改进失效。
于是，武器威力的‘进化摆锤’便在进攻与防护之间来回摆动，其速度与文明进步的节奏保持一致；每一次摆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战争的危险。”
在这一理论体系下，理解富勒对战争的总体看法至关重要。然而，许多研究者因常将他与利德尔·哈特相提并论，而误解了他的立场（虽然有时也确实合理）。
为何如此说呢？
由于多数人对利德尔·哈特的作品更为熟悉，便常常（而且是错误地）假定二者拥有相同的假设与兴趣。事实上，他们在一个关键方面存在本质差异。
富勒关注的核心是“如何战斗与如何取胜”，即如何通过战斗达到决定性胜利。
而利德尔·哈特在其著作中，则致力于“寻找一切可能避免战斗的途径”。
因此，对富勒而言，军事活动中最关键的领域是“大战术”（grand tactics）。也就是战场上的具体筹划与指挥。而非“野战战略”（field strategy），即战斗前的机动与部署。
而富勒之所以对后者论述较少，并非因视野狭隘，恰恰相反，他认为战略是一门基于若干不变原则的实用科学。一旦这些原则被定义清楚，便再无需赘述。
富勒相信，拿破仑式的“决定性会战”将重新成为最高形式的军事行动，因为他察觉到战争的性质与范围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种混乱与屠杀的环境中，他洞察到：瓦解士气物理毁灭正在逐渐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而非
这意味着在未来战争中，质量将重新取代数量成为核心标准。速度与决断力将再次主宰战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种庞大的集团军，将被逐出战争舞台。
帝林：“这里需要提一嘴的是，上述说法未必见得公允。因为在利德尔哈特最著名的著作《间接战略路线》中。
哈特是以历史为证，即古往今来的名将大多惯于避实击虚和迂回进攻，而非进行单纯的正面角力。这点，其实正是军队在具体战役层面的重心所在。
而富勒之所以会更着重于《野战条令》、《装甲战》等著作。实源于他比哈特的官阶更高。为此，他需要更注重推动军队当下的实务发展，而非单纯的宣扬其思想。
事实上，这点从其别的著作诸如《亚力山大的将道》、《西洋世界军事史》等等中就可发现，他对于战役之上的所谓大战略，并非没有相当深刻的见解。”
好了我们继续
“富勒认为，成群的步兵无法抵挡坦克与毒气攻击，成群的步兵依赖铁路与庞大的补给基地，而这些都极易受到空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骑兵、步兵与炮兵，按照我们今天的认知。已经进入被淘汰的阶段了。
机动作战致命一击（coup de grâce）。因此，未来的将领将主要通过切断对手的补给线来瘫痪敌军；一旦敌人陷入混乱，便可施以”
于是乎，富勒将“大战术”（grand tactics）定义为：“为实现大战略计划或构想而对作战力量本身进行的组织与分配。
大战略的目标在于摧毁敌方的政策。在政治上，决定性点是敌国的意志，而在大战术层面上，则是敌方统帅的意志。”
他进一步总结说：“大战术关注的并非实际的摧毁。那是小战术（minor tactics）的目标。而是敌方的瓦解与士气崩溃。
而坦克，只是众多武器中的一种，其主要效果并非物理上的杀伤，而是心理震慑。它鲜明地显示出：恐惧与士气瓦解，而非毁灭，才是武装力量的真正目标。”
“由于飞机能够打击平民意志，机械化部队能够打击军事意志，机动车化游击队（motorized guerrillas）能制造混乱与恐慌……我们可以预见，未来战争中，物理摧毁的能力将被不断增长的心理瓦解手段所取代。”
这种新型战争将更加精炼。从长远看，将更少残酷，我更少毁灭。
可以说，富勒的理论，既具战术又具战略含义。为此本文将其统称为战略麻痹理论（Doctrine of Strategic Paralysis）。
与此同时，富勒认为，机械化将带来“陆战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其影响之惊人堪比火器的发明。因为坦克与军舰一样，使火力能够从运动平台上发出，机械化战争必将把之中。海军作战思想移植到陆战
速度富勒的核心口号是。他坚持认为“进攻方的预备队越多越好，因此防御方不应使用，超过保障安全所需的最小数量的兵力与武器。
闪电般的速度展开并以戏剧性的交战追击由于战役将以结束，富勒主张应更加重视。
事实上，早在 1922 年，富勒便对利德尔·哈特指出：决定胜利的不是攻击，而是追击。
他以拿破仑的利尼战役与耶拿战役为例：“在利尼，普军被击退但未被歼灭。而在耶拿，普军被击溃，其毁灭则是由骑兵完成的。”
可以说，富勒清楚，决定性的追击在历史上极为罕见，但他坚信，坦克比马匹高效得多，能够实施真正的毁灭性打击。
然而，他也警告：“如果坦克被分配给步兵使用，它们将永远无法用于追击。”
1928 年，富勒再次强调：“在战斗中首先打出致命一击至关重要……因为这不仅是物理上的胜利，更是对敌方士气的胜利。
追击并不意味着要等步兵战斗结束后再进行。如果我们是机动作战的军人，那就不要把步兵思维塞进脑袋里。只要有机会，就应当追击！”
细读富勒有关机械化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在一定的保留条件下。他对未来战争性质（至少到 1941 年前）描绘得极为准确。其后的预测则较不可靠。
对此我们需作若干限定
人口稠密、工业发达地区非工业化战区首先，富勒认为机械化作战主要发生在“”。然而，真正体现“海军作战思想”的，却是，如北非沙漠与苏联草原。
其次，在西欧战场上，装甲部队取得的辉煌战果，往往是对付同样机械化程度有限的对手。
正如利德尔·哈特所言，1940 年 5 月的德军“只比其对手高出几个等级而已”。
富勒曾设想，机械化程度相当的双方也能通过战术与速度获得决定性胜利。然而事实证明这点过于乐观。
第三，富勒误判了大国工业潜力。他认为由于成本高昂，机械化军队将保持较小的规模。
但这是一个重大错误。他低估了美国与苏联等工业强国，大规模装备装甲部队的能力。他还自信地认为速度会永远保持战场优势，但防御武器的进步却与进攻同步。
为此，到1943 年时他坦承：“我高估了速度的防护力，低估了装甲厚度与炮口口径同步增长所造成的防御强化。未来机械化部队的庞大规模与防御火力的增强，抵消了坦克最初的优势。”
然而，在二战爆发后的前两年，富勒关于速度与士气瓦解是胜利关键的判断仍然极为准确。
他正确地预见：装甲部队将在宣战前，或宣战同时发动进攻。并迅速占领最有利的战场地形，建立“进攻杠杆的支点（protective fulcrum），然后发动麻痹性打击，迫使敌人陷入包围而被迫投降。
（帝林：这里可以理解为现代术语中的决定点，比如常见的制高点、有利的冲击出发线、制空权或制电磁权的优势地位等等）
在战场上，富勒指出，“决定点在于敌方后方。而要攻击这一点，就必须既绕过敌正面，又固定其正面。一旦成功地钉住敌军正面，使其不能机动，接下来便应通过迅速迂回，打击其后方要害。一旦成功，这一正面便将土崩瓦解。”
除去富勒对速度作用的高估，这一描述几乎精准预言了德军闪击战的战法。然而，他夸大了在决战前进攻与反攻的复杂程度。
实际上，德军之所以迅速取胜，是因为敌军根本无法机动。即使面对德军相对有限的装甲力量。
（帝林：这点并非毫无商榷，如果说波兰是因为建国晚，综合国力有限。那英法在1940年之败，就完全可说是人祸了。退一万讲，英法是如何造成己方军队无法机动的？）
富勒还正确地预测到：机械化战争的高速节奏将极大考验前线指挥官。
他指出：“未来的战争需要一位富有高度主动性的将领……他将亲临前线，与部队并肩作战，而非置身其外。”
这实际上预示了未来“坦克海盗（tank buccaneers）”式的将领，如古德里安与隆美尔。
而隆美尔就很认同富勒的观点，他认为机械化战争与海战相似，并宣称：“从未有哪位海军上将，能在岸上赢得一场海战。”
此外，富勒强调：“在战斗中节约时间将成为一切计划的灵魂，作战计划必须灵活，以便抓住意外之机，并应在保持控制的前提下，发展最高度的主动性”。他主张，统帅应置身于最关键的地带。
在这点上，富勒或许是为驱散在康布雷战役中，英军装甲兵总指挥休·埃尔斯亲自带队冲锋的阴影而提出此观点，他认为这种亲自带队的极端行为并非必要。
但他同时指出，指挥官最重要的素质仍是敏锐的判断力、心理平衡与果断力，尤其是后者，因为即使在机械化战争中，依然如故。战争迷雾
这些观点或许略显夸张，但总体上准确预示了机械化对将领指挥艺术的影响。
（帝林：这里其实指出的是，虽然1870年的普法战争即已表明，指挥官很难再像1815年的拿破仑一样，亲自用望远镜去丈量土地。
但实质上即便到了一战，近达百万人在上百公里间厮杀，也属人类历史上的首次。而其中，骑兵出身的将领，自然大多仍会保留他既往的传统。更何况那时，又有多少人能清楚知道，如何指挥规模几百辆的坦克军团呢？）
在罗纳德·莱温看来，富勒理想中的指挥官,隆美尔是一位思维敏锐、无拘无束、勇于试验、不受成规束缚的指挥官，他亲近部队，甚至过度参与战术细节。
正如冯·梅伦廷所言，他“眼观一切”。而贝达·福姆之战的胜者，理查德·奥康纳将军亦具相同的特质。
毫无疑问，隆美尔那种紧密的指挥体系在即兴攻击与快速机动中具有巨大优势。
我们比较英国指挥部在战斧行动、十字军行动与加扎拉战役中的前线距离，便能一目了然：贝雷斯福德-皮尔斯距离前线 60 英里，坎宁安80 英里，里奇60 英里。
而蒙哥马利从其前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就是将总部大幅前移，并要求下属指挥官也要靠前部署，同时组建联络官小组以确保各部理解其意图。
后来的巴顿将军也采用类似体系，并拟派出配备无线电的前进巡逻队，直接向他本人报告。
除此之外，富勒“战略麻痹理论”中最不现实的部分，是关于机动车化游击队的构想。
他明确界定说：“我指的不是普通的游击队员，而是穿制服、驾驶机动车的士兵；他可能是正规军，也可能不是，但总归是某种意义上的军人。”
他设想，这些部队将用于：“在推进区域内搜索，防守桥梁与关键点，封锁道路……击退敌方的机动车游击队，从而清理前进通道。”
然而，二战期间并未出现此类部队。富勒在 1942 年指出，德军入侵法国及低地国家时，确实派出了大批摩托兵先行。但这只是牵强类比。
这些部队虽然制造了恐慌与混乱，但他们既未使用民用车辆，也未以非正规方式作战。而这正是关键的区别所在。
富勒后来承认：机动车游击队受制于道路机动，因此无法蜂拥而上，而且极易受到空袭与轻武器的火力打击。未装甲化的车辆同样容易被步枪击毁，就像马匹一样。
若在 1940 年法国战役中，双方都使用这种部队，结果只会加剧堵塞本已拥挤的公路。
意志坚定的对手再一个，1940 年英国在面对德国猛烈攻势时，仍坚持抵抗。这一点无疑使战略麻痹理论，在面对时的有效性，令人怀疑。
早在 1928 年，就有评论者在评述富勒的学说时指出：“这种理论在最初提出时（即为 1919 年战役而设计）也许有极好的适用机会，但在今天看来却说服力不足。”
这一批评颇有道理，而富勒本人也在 1943 年承认：自己当初认为“”将成为战争目的的观点，确实“瓦解士气而非摧毁物理力量言过其实”。
也因此，尽管 1939–41 年间德国确实成功地发动了一场“神经战”，但这种方式主要在那些组织松散、士气脆弱的国家才真正奏效。而且往往要在最后给予致命一击之后，方能见效。
但必须承认是，富勒对战略轰炸初期形态的预测仍极为准确。他提醒读者：不要期待下一场大战一开始就出现决定性的空袭，至少在大国之间不会如此，因为各国都会在这场神经战中努力赢得中立国舆论的同情。
冒险轰炸敌方工业城市，以免被谴责为国际罪犯不会在找到足以自我辩护的理由前开始富勒怀疑，任何参战国都会避免。因此，战略轰炸。
而事实正如他所料：在不列颠之战期间，英德双方都坚信是对方先发动的轰炸。
富勒由此得出结论：民众意志的强度与其陆上部队的战局紧密相关。因此，最有效的打击手段并非空袭等间接方式，而是在陆地上给予其决定性失败。
帝林：“其实这点，正是西人关于战争究竟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所指的决定性会战？亦还是通过避实击虚，瓦解其意志的争论？
理论上，军队为国家赖以维系的核心支柱。故而，若在决定性会战中将其军主力击败，则其国自然败亡。如拿破仑系列战争便是这样。
但这里面的一个悖论在于，当对手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时，又或其动员体系健全而优秀时。那么，欲达成所谓决定性会战，就将极端困难。
好比我们的八年抗战，从淞沪会战到武汉战役，从南昌之战到豫湘桂战役，国军方面可谓逢战皆败。然而无论国军损失多严重，都未造成整个中国意志上的屈服不是。
由此，若把目光限于此争论，则多少有书生谈兵的酸儒气。事实上，古往今来，国家间的战争既存在以物理毁灭式的举国大决，亦同时存在以意志屈服为目标的情况。
如是在第三次布匿战争时，你能劝阻罗马的元老，不要试图毁灭迦太基吗？
又如奥斯特利茨战役，法军胜利之即，难道你能跟拿破仑说，应彻底攻灭其国，而非坐下来签署和约更现实？
究其本，军事服从于政治，手段服从于目标。若目标为彻底之征服和摧毁，那物理性的摧毁即便不是第一步就到位的，也必然是最终的手段之一。
反之，若目标仅为达成有限之目地，如迫其媾和、或使其屈从于某种合约与结果，那自然应选择更为“柔性的办法”，以避免失败方下不来台。
至于军事上，是应以物理毁灭更好，亦还是间接路线更有利。其实斗不过是可选手段的排列组合罢了。
如是我之空军占优，则战斗中我方优先摧毁敌之防空和空军，那当然可以先行取得和巩固制空权的获得。
如是我能先行摧毁敌之通讯节点和指挥部，那自然亦可在决定性的战斗前，即动摇其部署，蹂躏其意志。
是故而，上述争论真正的内涵应在于，如何识别敌我之目标、可用之手段及其强弱点间的关系。而非执着于究竟采用物理毁灭，亦还是间接路线。
即如上古《李卫公问对》所指出的，兵法之道在于明虚实、辨强弱。普通将领在这方面虽知避实击虚的道理，却不知实战中如何变通。
而高明的统帅，则是让敌误判，视我之弱为我之强，视我之强为我之弱。则到此，我方即可以我之实，击敌之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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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场层面，富勒对战略麻痹的潜能有着敏锐洞察，但他高估了攻击对敌方指挥官心理的震慑作用，也低估了步兵的稳健性。
战略麻痹理论的局限性，在 1941–42 年奥金莱克收复昔兰尼加的十字军行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此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西部沙漠的作战环境，与富勒在《〈野战勤务条例〉第三部讲义》中设想的条件最为相符。
即使在而该战役的最主要教训是：小规模部队之间的战斗中，速度本身也不足以保证胜利。
富勒一向假设，坦克是一种致命武器，因为步兵在其面前，会立即陷入恐慌。而这种看法，其实过分依赖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
事实上，1917 年康布雷战役的突破场景，一直萦绕在他脑海中。但实际上，步兵比他想象的镇定得多。
1941 年 11 月 23 日，在昔兰尼加的“亡灵主日之战”中，克吕维尔将军指挥第 15 装甲师以“骑兵式波状进攻”，冲击南非第 5 旅那支毫无支援的步兵。
最终，南非人虽被击退并损失3400 人，但他们仍然抵抗顽强。而克吕维尔自己，也损失了 162 辆坦克中的 72 辆。
第二天，隆美尔为扰乱英第 8 军司令坎宁安的意志，发动了著名 “冲向铁丝网”的突袭，直插英军后方。这确实造成一度混乱，坎宁安的飞机甚至险被击落。
然而，正如杰克逊将军所评论的那样：“在最初的震惊过后，人们发现损失极其有限。作战部队没有慌乱，依然紧紧咬住正东突进的非洲军团两翼。”
当隆美尔的突击行动，最终演变为一系列无协调的小规模战斗时，英军反而趁机稳住士气、重整军势。
而这恰恰是在富勒理论预测，应出现最大恐慌的时刻。 奥金莱克坚定不移地保持决心，最终迫使非洲军团被迫后撤。
富勒的“战略麻痹”与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
富勒的“战略麻痹”与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常被并论于一体。有人甚至称他们代表着“英国古典军事思想学派”，并评价说：“他们（富勒与利德尔·哈特）所有的著作都显示出他们痴迷于战略……”
但正如前文所示，富勒对野战战略的兴趣其实有限。他对间接路线的价值始终持怀疑态度。
1929 年，他写信警告利德尔·哈特说：“把间接路线视为万能药是错误的。战争的目的在于击败敌人。若能通过直接打击实现，那自然更好。间接路线只是不得已而为之。采取何种方式，完全取决于武器力量。
若我遇上一名恶棍，而我手中有手枪而他没有，我的进攻自然是直接的；若我们双方都只有匕首，那么我可能会选择间接的办法。”
利德尔·哈特认为，富勒这种坚持传统战略的态度，限制了他的思维。他批评道：“富勒提出了战术纵深突破的思想，却未像我一样倡导战略纵深突破。
他倾向于让装甲部队攻击敌军近后方，而非深入敌军远后方的通信线。因此，他主张分阶段推进，而非尽可能向纵深推进。”
这种评价并不公允，因为它假设可以在不经过战斗的情况下，成功实施深度的战略突破。
而富勒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他才强调“钉住敌军（fixing the enemy）”的重要性。
富勒解释道：“利德尔·哈特把钉住看作纯粹的战术行动。其实它本质上是一种战略行动。”
从战略上讲，制定依赖战术执行的作战计划，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即使采用直接路线，其性质仍然是战略性的，只不过强调点不同罢了。
富勒总结说：“在战争中，将军应瞄准决定点。若此点恰巧又是敌弱点，那就再好不过了。但若他只会攻击弱点而非决定点。那他就不是伟大的将军。”
（帝林：这里稍微举个例，比如二战美国在参战时，就集中优先击败更强的德国，而非更弱的日本。
原因就在于，日本虽综合较弱，但先击败它却无助于扭转二战局势。而若德国在苏联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即，那二战的结局就很难说了）
由此可见，尽管两人都同意应麻痹敌人，而非物理摧毁敌人，但在实现路径上存在根本分歧。
富勒认为，军队必须通过战斗才能实现麻痹，而利德尔·哈特则主张通过机动迂回，来避免战斗。
而两人在对德军入侵苏联的评论上，更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差异。两人都认为，德军应把主要努力用于瓦解红军士气，并迫使其投降。但他们在实现方式上意见相反。
作战目标之间，不应相距太远，以便部队能频繁重组富勒认为。他批评德军目标设置过远。
而利德尔·哈特则认为目标不够远。应让装甲部队一举夺取莫斯科，让混乱取代步兵作战。
（帝林：某种意义上，上述富勒的说法于苏联的大纵深进攻颇为相似）
富勒认为，德军这种突击不过是一次突袭。他主张应利用防御基地与反坦克”（anti-tank wings）来稳固包围红军。
然而他错误地假设：一旦红军被包围、被“装箱”（boxed in），其内部抵抗将被稀释和瓦解。
但事实恰恰相反。例如在明斯克–别洛斯托克合围中，苏军抵抗顽强，进行了血腥而绝望的突围。
1942 年，他重申自己的观点并补充道：“由于这些被包围的俄军拥有高度机械化能力，若进攻方无法及时整补与加油，或在寡不敌众时缺乏防御基地，则只能撤退……
若当时存在反坦克翼，那么这些突击编队就能连续多日坚守战场，对包围圈内部实施持续攻击，直至摩托化部队赶到从后翼与两侧完成合围。”
讽刺的是，富勒在此强调的反坦克翼与摩托化步兵协同作战理念，恰恰是后来被认为由利德尔·哈特提出的“诸兵种平衡编制”概念。
事实上，利德尔·哈特在影响历史叙述、推广自己版本的功劳上，确实远胜富勒。
他在《回忆录》中总结了自己的观点：到 1927 年左右，富勒已逐渐形成这样的看法未来战场将完全由坦克主宰驻守被坦克征服的地区：，步兵除了用于之外，将不再需要。
与之相对，利德尔·哈特则主张：“战场上仍然需要一种更具机动性的步兵，以便与坦克密切协同，及时克服防御障碍。他将这种设想称为“坦克陆战队（tank marines）。
简言之，富勒集中精力发展一支全坦克军队，而我则主张建立一支全机动军队。 其中所有支援坦克的兵种都应乘坐装甲车辆， 以便能紧随坦克作战。”
这种解释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广泛接受，成为军事评论中的常见观点。在此期间，利德尔·哈特声称自己提出了许多有关步坦协同的建议，虽然在英国军界几乎无人理睬。
相反倒是引起了，部分德国军中思想新锐的关注。这些观点后来被汇编成《步兵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fantry, 1933》，哈特后来声称该书曾被用作德军装甲师的教材。
而在1940 年，当平衡编制的德军装甲师横扫西欧时，利德尔·哈特认为这正好验证了自己思想的远见卓识与英国当局的愚昧。
然而，这种说法存在相当程度的夸张与扭曲。即富勒的全坦克军队观念被过分放大，以及利德尔·哈特平衡部队理念的过度美化。
实际上，所有评论者都承认，富勒的总体构想，确实建立在某种过度陈述之上。
他认为，在机械化战争中，机动装甲将取代“坚固阵地”，成为决定“大战术”（grand tactics）的主要因素。
“”，目标是。于是，子弹将被淘汰。进攻火力由炮弹与穿甲弹主导，防御力量则依赖防弹装甲。他称此为主要战术功能（primary tactical function）最大化有防护的进攻力量
在这样的理论下，富勒对未来机械化战斗的描绘显得有所偏颇。他错误地认为步兵突击已无立足之地，战役的决定性时刻将是“坦克间的对决”。
因此，他主张坦克应配备小口径穿甲炮，以摧毁敌方坦克。是故，富勒将坦克战划分为四个阶段：
1.从反坦克基地出击。
2.机动夺取有利位置，佯动并迫使敌人动用预备队。
3.将敌逼入困境，使其在不利地形作战或切断其燃料补给。
4.前移反坦克基地，将占领区交由驻防部队接管。
这一战法显然带有海军作战色彩，因此显得机械化而不切实际。富勒强调“构筑反坦克基地”或“防御营地”，却完全忽视了战术空军力量的威胁。
事实上，他对装甲部队所描绘的海军式队形也脱离现实。他严重低估了航空兵的未来潜力，固执地认为飞机无法击中小目标，而装甲足以防御空袭。
甚至还曾不合逻辑地断言：即便纵队中有一辆车被击中，其他车辆也不会受影响。
而在《野战勤务条例第三部讲义》中，他仅笼统地提到需“取得局部制空权”，此外只含糊提及轰炸敌方交通线。
富勒也许无法预见坦克猎手型飞机（如霍克“台风”战机）的出现，但他在任何著作中，也都未真正理解俯冲轰炸机（Ju 87斯图卡）的意义。
然而，若因此断言富勒痴迷于全坦克军队，也不公平。事实上，他相信诸兵种协同。尤其体现在他提出的攻守合一思想中。
富勒主张：反坦克炮应部署在敌方实施计划时“必须进攻的位置”，让敌人被迫进攻；一旦敌攻成功或失败，即发动全力反击。
因此，坦克与反坦克部队是互补的工具，共同实现机动防御。这正是隆美尔在昔兰尼加的战术核心。
隆美尔常在第八军两翼部署反坦克炮，在掩护下形成致命火力。富勒早就预测过：“反坦克炮的火力可以迫使敌方坦克进入我方反击区，使之被歼灭。”
在撤退时，富勒还建议采用漏斗形队形。在十字军行动中，隆美尔确实如此运用。英军追击他的装甲部队时，即屡次被部署在翼侧的88 毫米高射炮所拦阻。
步坦协同作战而富勒同样为设想了重要角色。在他所有军事思想中，没有哪一部分像他对步兵的态度那样被误解得如此之深。
诚然，富勒认为步兵单独行动已无前途，并告诉利德尔·哈特将钢铁与血肉混编毫无意义，正面进攻若非用于钉住敌人，简直荒谬。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步兵会彻底消失。富勒希望步兵实现机械化。他说，将步兵行军与机动作战结合，就如同用拖拉机去拉马车。
他的设想是，步兵乘坐越野装甲运输车，配备近距离支援车辆。 更重要的是，虽然他将战场划分为“坦克区”与“反坦克区”，但也清楚指出：往往地形是两者兼有，这时坦克与步兵必须密切协同。”
而通常，步兵不应紧贴坦克推进……但其推进线应与坦克保持足够接近，以便能趁坦克制造的混乱迅速冲上去。
同时存在，富勒建议步兵采用轻步兵的渗透与快速机动战术。在森林地带应让步枪手沿两翼，在树林掩护下先于坦克前进，以便摧毁用于拦阻道路的反坦克武器。
因此，富勒提出应存在三类步兵：
1.战场工兵（field pioneers）。配备反坦克炮。
2.战场宪兵（field police）。负责控制与占领地。
3.轻步兵（light infantry）。协同坦克作战。
富勒对步兵的设想虽然有限，但并不如许多作家所言那样极端。事实上，它与利德尔·哈特的观点差别不大。
伟大统帅的启示（Great Captains Unveiled）“蒙古人推翻了另一条旧教条。即机动力量（如骑兵）必须依托稳定的步兵基地。”在《》中，利德尔·哈特分析蒙古军的战法，意在为未来战争寻找启示：
这句话出自一位“自封的步兵拥护者”之口，可谓意味深长。
而在《现代军队的重建（The Remaking of Modern Armies）》中，他这样总结步兵的未来角色：“步兵的有效作用如今仅限于清扫，坦克已夺取的地面并暂时占领它。而随着六轮装甲运输车的发展，连这短暂职责也将消失。因为机枪能比步兵更快抵达前线。”
当然，利德尔·哈特指出步兵仍有钉住敌人的作用，但本质上与富勒的反坦克区概念几乎无异。
他还写道：“就目前用途来看，步兵真正的角色是陆上海军陆战队（land marines）。负责清扫任务，以及山地、林地作战…… 他们可以作为机械化部队的一部分被运输。”
然而这段话显示，利德尔·哈特所谓的陆上陆战队，远比他后来宣称的范围狭窄。
他并未提到大规模步坦协同，反而强调：“坦克部队有时确需徒步部队为其强渡河流，或在驻泊时清除狙击手…… 但编配整整一个摩托化旅是错误的。那会束缚机动并加倍成为目标。搭载少量坦克陆战队，才是最佳方案。”
在《步兵的未来》中，利德尔·哈特仍沿袭富勒思路，强调轻步兵在山地与森林地带的重要性，在其他情况下，步兵无法取代现代化骑兵的作用。
因为他们缺乏足够速度与跟进能力，难以在战斗中取胜。他甚至也相信下一场战争将出现摩托化游击队。
而综上所述，尽管利德尔·哈特极力否认，但他对未来机械化军队的构想与富勒其实极为相似。
然而，由于两人在战略层面的根本分歧，本论文认为传统上将两人并列比较的做法应当倒置。
他对 1941 年以前战争趋势的描绘可谓。德军装甲力量虽小却高度职业化，闪电战的胜利异常迅捷：波兰三周陷落，挪威两个月，法兰西与低地诸国六周。富勒的预见，经受住了更严格的考验。惊人地准确
而且正如富勒所言，德军伤亡极低：
其中，在斯堪的纳维亚战役，德军损失 5926 人，英军 1869 人。
而在巴尔干战役，德军伤亡 5000，却俘虏南斯拉夫人 9 万、希腊人 27 万及英军 1.3 万。
甚至即便在敦刻尔克前最激烈的三周战斗中，德军也仅损失 5700 人。
因此可以说，闪电战确实实现了战争的精炼化。历史学家约翰·卢卡斯写道：“闪电战对被征服者的伤害，比许多以往的战争都轻；真正令他们痛苦的，是随后而来的占领与暴政。”
然而，这种有限战争的时期随着德国入侵苏联而宣告结束。总体战（total war）的爆发，以及富勒所信奉的决战速胜论的局限， 都揭示出他对未来战争构想中的若干根本缺陷。
首先，这场战争在规模上是无限制的。富勒过分强调“理性”在战争中的作用。
他主张战争是和平的延伸，并认为，只要国家元首能保持军队规模有限，且拥有一种能迅速结束战争的“新工具”，战争就能受到控制。
而且，从理性角度出发，限制战争规模本应是“明智的选择”。但事实证明。当国家为生存而战时，理性根本不起作用。
再一个是，和平因素（即工业的发展）推动了武器制造的巨大进步，使那些意志坚定的国家能发动远超《〈野战勤务条例第三部讲义》所设想的战争规模。
简言之，从 1942 年起，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力与生产能力”。1.8 亿苏联人与 1.5 亿美国人。以及他们战斗的意志和远胜于轴心国的装备质量。
（帝林：这里还是有必要插句嘴的，事实上直到1941年美国正式参战前。我们都很难说同盟国的实力，就完全弱于轴心国。
比如1940年的法国之战中，单纯从纸面实力对比看，英法至少具备不低于德军7成的战力，而与其说它的失败归于人力、装备上的不足。倒不如说是人谋占了主要因素。
反过来说，从长期来看，战争的终极胜负，自然应归于战争双方可动员的人力和物力，及其动员的深度和效费比。
但客观来说，只要人类还存在博弈论和赌博的基因在。那就一定不会缺少各种冒险家。
无非是对于赌赢的，我们称其为神，名垂青史。而赌输的，则遗臭万年，为世人所永远鄙视。）
这是一场惨烈而血腥的战争。部队不是因为‘理性’而投降。正如约翰·埃里克森在描述莫斯科会战时指出的那样：“部队之所以必须坚守到被打成碎片，是因为朱可夫别无选择。他必须争取一口喘息的时间。”
而这些现实因素，在富勒关于战争实施的理论中被完全忽略。
第二，防御重新成为战场主导。
无论在东西两线，战斗最终都演变成顶点对抗，行动速度下降，而非如富勒所预言的那样加快。然而，若因此认为富勒未曾预见防御回归，则同样是误解。
但这忽视了一个核心。有学者批评说：富勒未意识到，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任何成功的武器都会迅速催生出它的对抗手段。
恒定战术因素（constant tactical factor）早已预期了防御的复兴富勒的“”理论，使他。
低估了防御复归的速度在《FSR III讲义》中，富勒早已强调：“野战必然催生攻城战；上次大战如此，下一次也将如此。事实上，他真正的误判在于。
区域防御化线形防御，铁丝网将被但不同之处在于，过去世界大战中防御线被加固，而未来的装甲战争中，将取代雷区取代，防御据点网络将取代线性堑壕，防御核心将是一系列堡垒与隐蔽的反坦克炮阵地。
而隆美尔在阿拉曼的防御体系，即由三道雷区组成。蒙哥马利指出，它们瞄准得极好，足以引导我方任何突破行动进入既定火力走廊”。
而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苏军每天能铺设三万枚地雷，其防御体系完全印证了富勒的预见：防御以反坦克炮为核心。每十门炮由一名军官统一指挥，以实现交叉射界火力（，应对重点突破点。
第三，富勒未能预见城市化作战对机械化战争的影响。
他曾指出：城市与村镇并不适合机械化作战，但却自信地认为速度足以中和此问题，步兵只需随后清扫即可事实证明，这是重大误判。
面对意志坚定的敌军，城市战成为限制机动军队自由的致命障碍。在这种环境中，坦克不得不退回为步兵支援武器的角色。
在斯大林格勒，街巷战中最有效的武器是机枪与手榴弹 。在意大利战场的卡西诺，战斗同样揭示了坦克的局限性。
谢泼德上校描述 1943 年 2 月的战斗：“一支坦克纵队被巨大的弹坑阻住，架桥坦克也无法跨越。 另一纵队则以几近超人的努力才抵达城镇边缘。乘员们在猛烈炮火下，用镐与铁锹艰难开路……每一个阵地都要靠炸药与刺刀夺取。
然而，坦克仍无法越过废墟；炮兵也无法支援。因为交战双方往往只隔几码远，为争夺一堆瓦砾、一角断墙或一个地窖而殊死搏斗。”
第四，富勒假定“小规模、实力相当的军队将在开阔地展开机动作战并迅速决战”。这一设想过于乐观。事实上，决定性胜利只能通过以压倒性力量，打击虚弱或崩溃之敌。
在1944 年的诺曼底战役中，蒙哥马利不得不先打一场精心准备的步兵会战，才能突破防线。但在古德伍德行动第一天，他就损失了 126 辆坦克。
为此，直到德军B集团军群在法莱斯，几乎全军覆没后，蒙哥马利才得以宣称，正确的战术是让强大的装甲纵队绕过敌方抵抗中心大胆深入，制造敌军后方的恐慌与混乱。
同样的，在东线战场上，只有在德军库尔斯克攻势被粉碎后，红军才得以实施大规模跃进，在两次猛攻中直抵罗马尼亚边境。然而，这些大推进也暴露了机械化部队后勤供给上的严峻问题。
但有意思的是，富勒在 1932 年曾自信地写道：“后勤对战略的束缚已大为减弱。”
事实的真相反而如迈克尔·霍华德指出的那样：“机械化需要数百辆车辆，其对燃料与弹药的需求又需上千辆车辆来配合。
而富勒在战间期那种幻想。即少量灵巧的部队攻击敌方补给线，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决策。在现实中却变成了庞大而脆弱的军队后勤尾巴， 极易受空袭打击，并需要极高的后勤技巧才能维持行动。
此外，富勒也未预见到步兵自身将被机械化深刻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真正参与战斗的人数反而少于为作战系统提供维护支持的人数。这一现象恰恰印证了富勒的军事发展定律，即技术进步终将改变战争形态。
总体来看，富勒对机械化战争的理论中存在根本性误判。
他原以为坦克的出现会带来一场战争的革命， 但事实上，它只带来了“战争的改良”。机械化战争确实迫使人们重新评估旧有兵种（除骑兵外），并未导致它们的废除。
由于他的理论建立在过度概括之上，富勒得以沉溺于一种浪漫幻想。即机械化能够缩减军队规模、限制破坏力。然而，现实彻底驳斥了这一点。
不过尽管如此，回顾来看配资安全配资门户，富勒在机械化问题上的研究，仍是他最成熟、最具影响力的军事思想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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