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18日的北京，天寒地冻。人民大会堂的台阶被阳光映得微亮，一位身着深色大衣的华裔女士刚踏进台湾厅，便听到一句带着蜀地腔调的话——“我要和肥仔的亲戚谈谈。”说话的人正是邓小平。那句略带调侃的称呼“肥仔”，在场的年轻警卫并不熟悉股市配资交易论坛，可在老外交官们耳中却再熟悉不过，它指向廖承志。而“肥仔的亲戚”，便是此刻站在门口的陈香梅。
这场临时安排的会见，只通知了极少数人。陈香梅拿着里根的私人信件而来，身份既是美国共和党大佬的友人，也是新任总统的非正式特使。她与邓小平落座后递上信函，译员冀朝铸迅速转译。信不长，提了中美交流、台海局势，也表达了对邓小平改革举措的关注。邓小平听完，点头，说声“谢谢”，然后把烟盒推到桌中央，场面一下子轻松下来。短短几十分钟里，陈香梅用流利的英文、纯正的北平话和四川腔交替对答，几位在场的工作人员暗暗称奇。
许多人好奇，这位年过五旬的美籍华人为何能在如此敏感的时间、敏感的地点，与中国最高领导人围炉夜话？答案要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1925年6月23日，陈香梅出生于北平，祖籍福建，却在广东、香港、广西之间颠沛度日。父亲陈应荣在牛津、哥大连拿两个博士，母亲廖香词通英、德、意三语，家学渊源让这个孩子自幼耳濡目染，却也让她早早体会到“动荡”二字的分量。
卢沟桥炮声一响，十四岁的陈香梅被迫随家人迁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占领九龙，不得已，她和几个姐妹躲进湾仔修道院，随后跟着难民车队一路向西，在曲江落脚。岭南大学的校园成了她短暂的安身之所，稿件、翻译、电码，一头扎进新闻行当的陈香梅凭着惊人记忆，几乎靠手背就能解读密电。也正因如此，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破例给了她“第一位女记者”的名片。
1944年，她奉派采访援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采访席间，一个十九岁的女记者对一个五十岁的将军，故事就此展开。三年后，两人在上海虹桥路的小洋房里举行婚礼——国民党要员、美国大使馆、各路记者，看热闹的不知有多少。年龄差三十一岁、国籍差半个地球、信仰一个新教一个天主教，全靠胆量和机缘。婚后的陈香梅在美国、香港、台北三地辗转，给丈夫做翻译、做顾问，也帮他处理与国民政府的空运生意。
1957年，陈纳德死于肺癌，军礼安葬阿灵顿。舆论以为这位“陈夫人”会就此淡出视线，却没料到她很快杀入美国政圈。乔治城大学翻译室只是起步，1960年加入共和党，1963年被肯尼迪延揽担任“中国难民救济总署主席”，旋即又成为尼克松的亚洲事务顾问。有人打趣：“白宫里如果有一扇通往亚洲的窗，窗把手上刻的就是‘Anna’。”这句玩笑并非夸张。越战期间，她手握东南亚多国情报；尼克松竞选，她一边筹款一边穿梭游说，最终被美国媒体评为“七十位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
里根竞选成功后，需要一名了解中国又对共和党忠诚的人充当非官方信使，陈香梅是唯一的人选。任务简单直接：摸清北京对里根团队的看法，并评估两岸政策弹性。她乘坐普通民航班机，经东京、香港转抵北京，没有随行记者，也没有高调排场。邓小平之所以特意补上会见，一是看重她的渠道价值，二是“肥仔”的面子。廖承志少年肥嘟嘟，母亲何香凝给了个小名“肥仔”，邓小平和他同在延安工作多年，习惯了这个昵称。内部场合，一声“肥仔”胜过官衔冠名，亲切且省事。
会见后的小餐桌更显温度。方桌上只有四把椅子，廖承志、何香凝、邓小平、陈香梅。厨房端上川味腊肉、广式叉烧、北平酱肘子，三地口味混搭，映照四人履历的交错。席间，邓小平拿起烟，笑着点向廖承志：“你可别让嫂子知道。”陈香梅轻声回敬一句：“承志叔叔一天三根的指标怕是超了。”这段不到三十字的玩笑，后经西方记者转述，被添油加醋成“中美元首级幽默”，实则只是老朋友间的家常。
三天行程，陈香梅没开记者会，更没发公开声明，只在离京前说了两句：“北京的冬天很冷，但人情很暖。”随后转机台北、再飞华盛顿。她带回的口头信息主要有三条：北京欢迎与里根政府保持沟通；对台湾售武问题可以谈，但前提是“一个中国”立场不动摇；经济技术合作空间很大，美方行动若及时，双方均能受益。里根团队听完简报后做出评估：陈香梅的反馈“可信且具体”。紧接着，一系列“私密通函”沿着她留下的渠道往返于中美高层，两国关系迎来冷战期间少见的稳定期。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冬天，陈香梅再次以私人名义率团访华，同年设法促成台北当局开放老兵探亲。次年，邓小平在钓鱼台安排家宴，请女婿张朋非代为作陪，这被外界视为对早年“肥仔亲戚”友谊的延续。此后近三十年，陈香梅频繁奔走于两岸、华府、联合国多边场合，参与文化、教育、贸易层面的协调，她的行事风格依然保留记者年代的爽快，“资料要第一手，谈判要开门见山”，成为她最常挂在嘴边的工作准则。
2018年3月30日凌晨，华盛顿乔治城医院传出噩耗，陈香梅因病离世，享年九十三岁。消息确认后，台湾、香港、大陆和美国国务院几乎在同一天发出唁电。对许多人来说，她的一生像一条横跨太平洋的联络线，从抗战时期空军基地的轰鸣，一直延伸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邓小平当年那句“我要和肥仔的亲戚谈谈”，既是熟人之间的轻松插科，也在无形中揭开了一段影响深远的外交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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