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1年1月18日的北京,天寒地冻。人民大会堂的台阶被阳光映得微亮,一位身着深色大衣的华裔女士刚踏进台湾厅,便听到一句带着蜀地腔调的话——“我要和肥仔的亲戚谈谈。”说话的人正是邓小平。那句略带调侃的称呼“肥仔”,在场的年轻警卫并不熟悉股市配资交易论坛,可在老外交官们耳中却再熟悉不过,它指向廖承志。而“肥仔的亲戚”,便是此刻站在门口的陈香梅。

这场临时安排的会见,只通知了极少数人。陈香梅拿着里根的私人信件而来,身份既是美国共和党大佬的友人,也是新任总统的非正式特使。她与邓小平落座后递上信函,译员冀朝铸迅速转译。信不长,提了中美交流、台海局势,也表达了对邓小平改革举措的关注。邓小平听完,点头,说声“谢谢”,然后把烟盒推到桌中央,场面一下子轻松下来。短短几十分钟里,陈香梅用流利的英文、纯正的北平话和四川腔交替对答,几位在场的工作人员暗暗称奇。
许多人好奇,这位年过五旬的美籍华人为何能在如此敏感的时间、敏感的地点,与中国最高领导人围炉夜话?答案要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1925年6月23日,陈香梅出生于北平,祖籍福建,却在广东、香港、广西之间颠沛度日。父亲陈应荣在牛津、哥大连拿两个博士,母亲廖香词通英、德、意三语,家学渊源让这个孩子自幼耳濡目染,却也让她早早体会到“动荡”二字的分量。

卢沟桥炮声一响,十四岁的陈香梅被迫随家人迁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占领九龙,不得已,她和几个姐妹躲进湾仔修道院,随后跟着难民车队一路向西,在曲江落脚。岭南大学的校园成了她短暂的安身之所,稿件、翻译、电码,一头扎进新闻行当的陈香梅凭着惊人记忆,几乎靠手背就能解读密电。也正因如此,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破例给了她“第一位女记者”的名片。
1944年,她奉派采访援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采访席间,一个十九岁的女记者对一个五十岁的将军,故事就此展开。三年后,两人在上海虹桥路的小洋房里举行婚礼——国民党要员、美国大使馆、各路记者,看热闹的不知有多少。年龄差三十一岁、国籍差半个地球、信仰一个新教一个天主教,全靠胆量和机缘。婚后的陈香梅在美国、香港、台北三地辗转,给丈夫做翻译、做顾问,也帮他处理与国民政府的空运生意。

1957年,陈纳德死于肺癌,军礼安葬阿灵顿。舆论以为这位“陈夫人”会就此淡出视线,却没料到她很快杀入美国政圈。乔治城大学翻译室只是起步,1960年加入共和党,1963年被肯尼迪延揽担任“中国难民救济总署主席”,旋即又成为尼克松的亚洲事务顾问。有人打趣:“白宫里如果有一扇通往亚洲的窗,窗把手上刻的就是‘Anna’。”这句玩笑并非夸张。越战期间,她手握东南亚多国情报;尼克松竞选,她一边筹款一边穿梭游说,最终被美国媒体评为“七十位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

里根竞选成功后,需要一名了解中国又对共和党忠诚的人充当非官方信使,陈香梅是唯一的人选。任务简单直接:摸清北京对里根团队的看法,并评估两岸政策弹性。她乘坐普通民航班机,经东京、香港转抵北京,没有随行记者,也没有高调排场。邓小平之所以特意补上会见,一是看重她的渠道价值,二是“肥仔”的面子。廖承志少年肥嘟嘟,母亲何香凝给了个小名“肥仔”,邓小平和他同在延安工作多年,习惯了这个昵称。内部场合,一声“肥仔”胜过官衔冠名,亲切且省事。
会见后的小餐桌更显温度。方桌上只有四把椅子,廖承志、何香凝、邓小平、陈香梅。厨房端上川味腊肉、广式叉烧、北平酱肘子,三地口味混搭,映照四人履历的交错。席间,邓小平拿起烟,笑着点向廖承志:“你可别让嫂子知道。”陈香梅轻声回敬一句:“承志叔叔一天三根的指标怕是超了。”这段不到三十字的玩笑,后经西方记者转述,被添油加醋成“中美元首级幽默”,实则只是老朋友间的家常。

三天行程,陈香梅没开记者会,更没发公开声明,只在离京前说了两句:“北京的冬天很冷,但人情很暖。”随后转机台北、再飞华盛顿。她带回的口头信息主要有三条:北京欢迎与里根政府保持沟通;对台湾售武问题可以谈,但前提是“一个中国”立场不动摇;经济技术合作空间很大,美方行动若及时,双方均能受益。里根团队听完简报后做出评估:陈香梅的反馈“可信且具体”。紧接着,一系列“私密通函”沿着她留下的渠道往返于中美高层,两国关系迎来冷战期间少见的稳定期。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冬天,陈香梅再次以私人名义率团访华,同年设法促成台北当局开放老兵探亲。次年,邓小平在钓鱼台安排家宴,请女婿张朋非代为作陪,这被外界视为对早年“肥仔亲戚”友谊的延续。此后近三十年,陈香梅频繁奔走于两岸、华府、联合国多边场合,参与文化、教育、贸易层面的协调,她的行事风格依然保留记者年代的爽快,“资料要第一手,谈判要开门见山”,成为她最常挂在嘴边的工作准则。

2018年3月30日凌晨,华盛顿乔治城医院传出噩耗,陈香梅因病离世,享年九十三岁。消息确认后,台湾、香港、大陆和美国国务院几乎在同一天发出唁电。对许多人来说,她的一生像一条横跨太平洋的联络线,从抗战时期空军基地的轰鸣,一直延伸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邓小平当年那句“我要和肥仔的亲戚谈谈”,既是熟人之间的轻松插科,也在无形中揭开了一段影响深远的外交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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